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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王德峰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第三节 第四节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21)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智联云鼎软件工程师的试题答案

事实（事件）并非直接观察到、或是直接给与我们的，而是经过意识形态化处理后构建起来的。

——重读资本论，王德峰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以概念解释概念，就必然发生无穷后退。不需要讲一个概念解释的无比清楚，只需要它有用就足够了。

恰如历史，对一历史人物的描述必然涉及诸多历史事件和其它历史人物，对其每个进行知根问底必然有大量的深溯，发生类似于无穷后退的情形。大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了历史，正如大量的概念和关系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而这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不可知论（agnosticism）英语中agnostic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a（没有）和gnosis（认识），这是最早在1869年由英国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创造的，用于描述他的哲学。

否认认识世界或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学理论。不可知论者是指对宗教神学教条表示怀疑，又拒绝无神论，从而主张把宗教是否存在这一类问题搁置起来的人。

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林彪个人和人民解放军在政权结构中的一次胜利。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上林的地位已经仅次于毛，九大又肯定了他的这一地位。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规定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主席的—位亲密战友获得如此殊荣，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4]林彪在军队中的同事，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十分突出，中央委员会里，军队代表由19％增加到45％；[5]在九大之后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中，进入政治局的现役军人人数也显著增加。[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理想的情况是，这一措施是有助于实现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目的之途径。现实中，这是对正规学校制度的补充。“最优秀” 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了；品行、学习和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在上完初中之后被送往农村，结果，甚至连农民都看不起他们。

正如本章第一节结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看法，这种转变对经济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讨，它在哲学领域的某些含义也已提及。既然对1957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与中苏冲突之间的关系已作了回顾，现在该是研究中国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一种激进解释，以及由于对过去英雄品质的怀恋所引起的“左”倾情绪等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导致毛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的时候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因素当然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时期内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了政权以后，它就从一个控制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运动而形成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处理城市中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当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并非是农村乡巴佬：在1927年揭竿而起之前，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城市生活的体验。尽管如此，把城市纳入新政府的规划之中也不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因为这些城市不仅曾是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而且也是上个世纪外国势力在中国影响和渗透的焦点。由于城市具有世界主义特征，这就很难把它们改造过来，使之适应中国新统治者的民粹主义思想。当时，一些城市精英和外国人都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会经营发电站，也不精通对外贸易之道，更无法处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赫鲁晓夫抱怨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做好生产劳动的准备。他指出：“正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不愿意去做工或务农，觉得那样有损于他们的身份。”[1]

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

人们在解释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剑桥中国史 中华共和国史 后记

在第14卷中，我们说过，只有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即第14卷第1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1]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的混战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2]政府因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

毛之后，谁接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清楚地表明，无论华国锋的头衔多么耀眼，他只是一位临时继承人，毛的真正继承人将是邓小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邓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不把邓召回，那么在总理缺位时，邓也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一位显要人物。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那么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当然，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组成的“三驾马车”本来可能具有更强的优势，从而使那些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专业学者，不论是受通才型的西方学问影响的，还是被迫接受更专门化的苏联模式的，或是不得已而选定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他们仍然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所提供的机会，利用“大跃进”以后所承认的恢复教育秩序和质量的需要，为某种制度的建立而迈出了他们自己的“腿”。这种制度，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眼里，而且同样在其他任何人的眼里，都完全优于另一制度。

他们虽然在文化知识上是独立的，但他们也像 “清议” 派那样被卷入了政治。

总觉得别人都是废物，其实是他们做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