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统一的重任

——剑桥中国史 中华共和国史 后记

在第14卷中，我们说过，只有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即第14卷第1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1]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的混战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2]政府因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可被视为另一个统一的“朝代”。他们拥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的成就，对当代人来说，虽然十分惊人，但与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隋（公元589—617年）相比却相形见绌。秦朝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帝国。隋朝，在历时三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重建了秦汉制度，使统一再次成为政治组织的准则，并延续了1300年。而毛及其同僚在近40年的混乱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功绩与汉、唐、明、清等朝代（均较快地接管了政权）更为相似。

不管其成就多大，共产党要求统一，就得到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支持。国民党显然希望在它的旗帜下统一中国，没有一个人对统一这个古老的理想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经历了1916—1928年军阀割据之后。的确，如果统一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共产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从未做到这一点），它就获得了传统的“天子”地位。

许多中国历史书中都承认并推崇中国争取统一的政治斗争。[3]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党统治40年后，中国人这一历史性成就的消极后果已开始显露出来。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治理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按照传统，皇帝对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帝王文官制度的框架只能对法治和经济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监督。特别是在18世纪人口爆炸之后，它完全依赖地方豪绅对社会进行具体监督。地方豪绅赞成政府要求稳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识形态，但帝王统治模式允许广大群众有不同的习俗和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由。共产党却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

共产党在执政前的数十年中，已在毛的领导下被磨炼成控制和动员群众的有力工具。“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现代运输和通讯工具以及火力和警察网络的发展，使新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各种手段来控制国家，并曾一度控制着中国社会。”[4]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人到各个最偏僻的农村。

中国共产党虽拥有高超的组织和技术手段，但这并不使它与传统的政权机构有何区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生气勃勃的改造自然的强烈要求。这种与顺其自然的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气质的变化可与秦、隋时期的改革性突破相媲美。过去的政府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而现在共产党则决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由于具备有利条件，在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后，到1957年已根据其既定目标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威望有了巨大的增长。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制度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比较平稳的方式进行了改造。[5]

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畏惧。

但是，在头脑发热、盲目追求某种目标的时候，成功的工具也会成为破坏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备受压迫的农民训练成为战绩赫赫的战士，将小土地所有者变成集体农民，但也可动员他们投入使数百万人丧生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6]只有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受严格控制的国家中，才可能发生这样一场可怕的全国性灾难。

如果说“大跃进”突出了改革目标与动员本领相结合的消极面，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暴露了新发现的由中央直接向全国灌输意识形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帝王时代的儒家学说渗透到民间基层时已不可避免地会掺杂别的内容，而纯正的毛泽东思想却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散发数以百万计的“红宝书”直接传播到全国各地。

“文化大革命”也突出地显示了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帝王象征的权力。过去的皇帝主要依赖理智的朝廷命官和豪绅来扩大和维护民众对他的敬仰，而朝廷命官和豪绅都有自己的全国和地方议事日程。但是，对“帝王”式主席的崇拜却是由毛与狂热的红卫兵和机会主义助手直接联系而培育起来的，并通过他们和新闻宣传机构广为散播。在毛及其思想的名义下，无数暴行得以发生，整个国家可以被推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传统上强调统一，动用传统的政治工具——帝王、官吏和意识形态教育——来维护统一，并使之与现代宣传和组织相结合，再加上改造社会的现代目标，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1976年毛逝世时已昭然若揭。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已多次使中国经济上濒于崩溃和政治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出山掌握最高权力后，他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至少已记取了一些教训。他没有放弃统一的思想，因为统一是共产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目标。他也没有放弃改造社会的希望，因为改造社会是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改变了传统政治工具的作用，节制使用那些曾使传统政治工具起破坏作用的现代技术。他试图削弱“帝王”象征的重要作用，本人不担任党和国家的正式最高领导职务。他与毛不同，真心实意地扩大他所选定的接班人的权力。他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鼓励把社会从官僚统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进程是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创的。

长期以来，毛不断批评官僚，特别是当他感到他们企图束缚自己手脚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是在压制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邓似乎与毛有同样的看法，但他主要指党的控制对经济的扼杀作用。他削弱了党的作用，把农民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城市中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他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后已在不断减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传媒介不再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

但是，毛、邓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分歧：毛看来喜欢“乱”，而邓却痛恨“乱”，特别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国动乱和个人悲剧之后，更是如此。像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家一样，他追求和平与秩序，并把国家团结视作必要的前提。

然而，邓的改革计划破坏了原有的保证安定团结的象征与工具，也没能提出新的代替措施。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活动，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时，国家只有一件保证安定团结的工具，即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9年年中天安门广场事件，暴露了中国改革计划中的政治真空。它把一个继续存在的根本问题展现在试图把中国引人现代世界的中国政治家面前：在允许人们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以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同时，如何维护10亿人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像他们之前的儒家一样害怕宗派主义，并曾镇压过地方主义。这是他们维护统一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没能保持或恢复罗马统一不是失败，而实际上是实现欧洲多元化前程的关键。吉本在分析西罗马帝国失败的影响时指出了这种益处（对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验）：

欧洲现在分裂为12个强大（虽不平等）的王国、3个令人尊敬的政治实体和许多较小的独立国家。政府官员因统治者增多也相应的增加了……由于恐惧与羞耻的相互影响，各种暴政受到制约。共和制国家社会秩序良好，局势稳定。君主制国家或者吸收了自由的原则，或者采取了温和的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缺陷最多的宪法也引进了一些荣誉感和正义感。和平时期，如此众多的活跃的国家之间的竞赛，加速了知识和工业的进步。战时，欧洲各国军队在适度的和非决定性的斗争中得到锻炼。[7]

吉本进一步指出，欧洲在旧帝国分崩离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国，而正是由这些国家组成的欧洲政治体系保证了欧洲现代化的自由。国家之间的对立竞争与均势比帝国时期那种沉闷的、死气沉沉的单调一致状况好得多。人们经历了20世纪的大屠杀，对吉本18世纪关于“适度的和非决定性的”战争的轻描淡写心寒胆战。但是，吉本关于不重建罗马帝国对欧洲人有利，因为它打破了单调沉闷的局面并鼓励有益的国际竞争的满怀信心的论断，适合当今的情况，特别适合中国的情况。

在当今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特别是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时代，没有一个中国政治家敢设想解散这个已有2000年历史的国家。但是，北京的政治家们必须承认，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机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许多中国和外国观察家已告诉他们，不允许思想自由市场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场，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就不可能调动经济上的主动性。

在这个发展的尖端问题上，历史可以提供若干启示。台湾和新加坡成功的历史表明，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强有力的、支持商品交换的政府可以维持政治上的控制而同时允许并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香港，中国企业家已经证明，他们甚至可以在一个允许发展贸易但持袖手旁观态度的外国政府控制下，求得迅速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表明了大陆经济改革者的诚意。政治上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措施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政治历史最久的国家如何改造其政治体制呢？20年代，有人曾考虑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到1990年，在台湾、东欧乃至苏联，政党的独裁统治都在变化。

当然，管理三条“小龙”的操华语的官员们只需考虑其域内远较大陆为少的人口，而且他们管理的公众主要生活在城市，是从事商业而不是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偏僻农村中的居民。这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如果想不使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走向失败，就迫切需要寻求分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式，不能再允许中央独裁之手扼杀人民的才智。

毛和邓对此都很理解，但拿出的对策略不相同。1957年7月，毛号召他的同僚“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作为中国建设的基础。在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上，邓重申了这一号召，并更具体地阐述如下：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须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9]

邓看到了中国和欧洲的不同，以及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给他和他的同僚带来的束缚：

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10]

当然，难就难在这里。“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无疑是理想的。但是，对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实现的。

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但是，中国领导层内关于统一和多元化的争论仍在继续。整个80年代，邓全力支持经济多元化，并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鼓励经济多元化。但是他对外国影响腐蚀中国政治统一的状况日益感到不满。因而他采取行动，对被他自己的改革调动起来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势力，重新从中央加强了政治控制。1983—1984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1989年夏甚至动用了军队。

毛和邓都无法完成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既保持统一，又同时允许自由。镇反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明。总而言之，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中有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话，那就是，多少世纪以来把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使这一制度完全崩溃。在90年代及90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化，才能维护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