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剑桥共和国史，教育的新方向
赫鲁晓夫抱怨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做好生产劳动的准备。他指出：“正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不愿意去做工或务农，觉得那样有损于他们的身份。”[1]
根据对中国1949年以后习惯上的时期划分，1958年的“大跃进”标志着苏联直接影响的结束和一条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时期引导中国教育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很可能是受到了对教育方面“斯大林模式”的批评的启发，而这种批评是苏联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开展起来的。苏联早在1956年通过的关于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的决定，直至1958年正式颁布之前，在苏联的教育中一直未被广泛推行。这些被视为“赫鲁晓夫改革”的决定，旨在缩小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在推行这些决定时，赫鲁晓夫抱怨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做好生产劳动的准备。他指出：“正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不愿意去做工或务农，觉得那样有损于他们的身份。”[1]
因此，1958年苏联教育改革的构想是：让所有中学生都做好参加劳动的准备，而不论他们何时结束学业，生产训练也被列入必修课中。每年升入苏联高等院校的新生，至少应有80%从那些中学毕业后劳动过两年以上的人中招收。[2]
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同苏联的教育体制成功地结合过，也没有使它的主要倡导者逃脱政治上垮台的命运。在中国，一种有关劳动教育的类似的讨论也是从50年代中期开展起来的，而1958年的改革则具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历史。一部分原因是，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在位的时间更长，因此改革持续的时间更久。另一部分原因是，政策的实施依据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改革开展得更为坚定，更为猛烈。这种“方式”，是在1949年以前的农村经验（这种经验和延安发展模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民族习惯时所获得）的基础上的又一新发明。
早在4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已发现了很多这类惯常的做法，它们使群众的力量与情绪能够用来战胜对重大社会变革的反抗。这一发现在许多方面都很好地满足了党的需要，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改造以及50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动表现的运动。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所要付的部分代价，就是在运动过程中时常发生的过火行为。但是，毛泽东在他的1927年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的一个经常被翻印的段落中写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而在群众运动最后的“巩固”阶段，这些损失总是被控制住，过激举动也得以纠正。在那种时候，过激举动就可能被归咎为是少数不听信号而仍远远跑在前头的误入歧途的人所为，或者是少数“在幕后”蓄意制造麻烦的人所为。不过，在1958年，为了推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还更著名），这一方法还是被最狂热地利用了。这一次，过激举动不是那么容易被遏止，最终的责任也不那么容易被转嫁。[3]
中国的新战略实际上并未放弃苏联模式，更确切些说，是力图造成一种能让人接受的对苏联模式的适应性。其结果便产生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即希望既采用现代手段也采用传统的或土生土长的手段来获取更多、更快、更好的成果。这后一种手段，从精神上与形式上说都来自党的延安经验，只是现在整个社会与经济都正在被调动起来，同时设法致力于使一体性、质量、计划的原则同灵活性、数量、地方自主的原则结合起来。因此，即使就教育而言，1958年改革的目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目标。
教育“大跃进”：1958年
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献是1958年9月19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4]这项指示号召开展文化革命，批评了教育工作中忽视政治、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忽视生产劳动的错误。它要求同那种“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以及“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指示概括地论述了不久将在整个教育制度中实施并保留了该制度主要特点的一些改革。这些特点正如继承于苏联制度中的许多特点一样，在提出它们的政策变成历史以后仍将继续长期存在。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门所属的学校，在政治上应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建立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是因为一长制，或者说一个人的管理，容易脱离党的领导，因此是不妥当的。
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做校内的学术和行政领导工作；而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要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提拔师资时，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式的学校文凭和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同样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后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
为了最终打破每所学校在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上的资产阶级学术统治，提出了六项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使“群众”（包括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成为制度化。六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第一条，是“大鸣大放”和大字报。要聘请有实际经验的人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课。学生们要参与对同学的鉴定。包括党团干部在内的领导人员要尽可能在生活和劳动中同学生打成一片，教师应该接近学生，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
在所有各级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为了推行新的勤工俭学运动，学校应在所在地区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办农场或工厂。学生们可以在学校自办的工厂和农场中劳动，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工厂和农业合作社也要办自己的学校。
对教育提出的数量指标，就像对经济所提出的一样，是过高的。自1958年起的3—5年时间内，要基本上扫除文盲并普及小学教育。在相同的时间内，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假定在刚刚建立的新的公社制下的它的同级单位）要社社有中学，还要使学龄前儿童都能入托儿所或幼儿园。在15年内，要使每个有条件的自愿的人，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后再用15年时间从事高等教育的提高工作。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但是，为了这个统一的目标，可以采用很多不同的办学形式，包括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并举；免费的学校与不免费的学校并举。
更具体地说，在群众中迅速普及教育和提高工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交给了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这是因为这些学校可以不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就自己办起来。它们也不需要专业人员，依靠的是“能者为师”的原则。这类学校在课程、师资、设备方面将逐渐变得更加完备。这时候，业余学校与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没有区别了，所有学校都将变为免费的学校。
1958年9月的指示还规定，某些现有的正规学校应担负提高教育质量的任务。这部分学校必须有完备的课程，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这一指示说：“这些学校应该在不损害原有水平的情况下，努力帮助建设新校的工作；但降低这些学校的水平，对整个教育事业来说是不利的。”
同一指示包含了将在今后20年内设法促进教育的发展，并沿着有利于稳定的道路继续探索能令人满意的平衡的所有要素。据说，在1958年，当时的大辩论是针对“某些资产阶级教育家”以及赞同他们的“我们的某些同志”的，他们打算限制教育发展的范围和速度。据说他们还提倡只搞一种形式的学校制度：由国家开办并由国家提供资金，具有正规的校舍、正规的教师和正规的教育方法的学校制度。这些“错误建议”遭到了反对。毛泽东“两条腿走路”的战略被用来作为适当时期内在工农群众中普及教育的唯一手段。
陆定一进一步解释了新的战略，他说，没有这个新的战略，“我国要想普及中小学教育就很困难……因为国家无法负担这笔庞大的经费，而且生产也会大受损失”。为此，他宣布：“我们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不同。”[5]
10年之后，这些“错误建议”将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几千年旧教育制度的残余”。[6]刘少奇后来被定为倒退路线的象征性代表，可能是因为一些更具体的理由。毫无疑问，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指控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当50年代资产阶级教育家提倡一条腿走路的时候，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教育家一边的。
一方面，坚决地反对引进苏联教育模式的，正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们自己；而后来加给刘少奇的罪名，也是说他赞成资产阶级教育家的意见。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1958年9月的指示是那些指控刘少奇的人们作为革命性文献而接受的，但这一指示却包含着明确的指令，即提倡两种不同的教育：符合正规制度的求质量的学校教育和符合半工半读趋势的大众教育。这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两条腿走路”中。然而，正是这种“双轨制”，后来却被指责为刘少奇修正主义在教育中的最主要的特征。[7]
当这条新路线看来肯定要推行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对它提出了反对。他们已不必再事事效仿苏联了，但是丢掉的这个包袱只不过是被另一个同样沉重的包袱所代替，基本的苏联式高等教育结构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实际上，他们在1957年5月和此前发出的大多数怨言，在“反右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过程中都被荡涤一空。他们所反对的状况实际上更强化了。后来对刘少奇提出指控的那个事实，由于道理不足而不再提了，因为从逻辑上说不可能同时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身上：既提倡苏联模式，又站在反对这一模式而又要求单轨制正规教育形式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边；既主张双轨制，又反对1958年9月指示所明确说明的“两条腿走路”方针。[8]
既然后来的指控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对1958年的指示及随之而产生的政策的似乎最有道理的解释就是，这些指示和政策正好代表了党在那个时期所主张的东西，即，一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既普及教育，同时又尽力保持现有体系的优点的企图。为了能弄明白后来的指控的意思，我们必须转而考虑1958年所提出的方针是如何实施的，以及教育制度在那一过程中是如何得到改造的。
1958年，在农村，公社代替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教育的扩展成了创造这一新的农村组织形式的运动的陪衬。据说在1958年，有6000万人投身于“扫盲运动的高潮”。“数百万人”上了新成立的成人农民业余学校。到了1958年第四季度，在很多地区，这种业余学习“陷于停滞”，因为这种学习受到了秋收和伴随全国性土法炼钢运动而增加的活动的双重压力。公社接到指示，学习活动明年春天再行恢复。[9]
在1958年，小学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报道，到9月份，新建立的小学校已有33.7万所，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从1957年的6400万人增加到8400万人。根据一个月以后的另一项报道，小学生入学人数实际已达9260万人，小学校的数目则已接近100万所。[10]如前所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手段就是建立民办学校。作为既席卷农村又席卷城市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这些学校被开办、起来，数字在不断增加。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种民办主张都适用于中学。它使得中学的人学人数到195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比1957年的700万人增加了一倍，达到1400万人。民办思想同半工半读课程相结合的农村民办中学，是这一时期的发明。这些学校代表了在农村推进群众性中学教育的最初尝试。据官方统计，1955年全国每个县平均只有1.7所中学。城市中学未计算在内。[11]
新的农村中学就方向上说是职业性的。除了基本的语言、数学和政治课外，还要上农业生产技术课。学习规定以初中念完为期限，目的是使学生为将来作为农业生产者而生活做好准备。这些学校通常是以半工半读为基础进行管理，企图通过学生劳动项目的收入大部分实行自给。学校的建筑与土地由合作农场以及后来的公社提供，随后所需的费用则主要通过学生的生产劳动所得来支付，学生最重要的生产劳动是在由集体为此目的而分给学校的土地上从事耕作。
官方对宣传这些学校的经济性质甚为迅速。来自江苏省的一组数字表明，在普通初级中学中，国家每年要为每个学生负担187元的费用，而农村中学的学生却只需13元。就最初提供的数字而言，它与浮夸的要求相吻合，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是一致的。到了这一运动的调整阶段之后的1960年，已有了将近3万所这类学校，平均每个公社约有一所，其学生总数达到290万人。[12]
当民办思想应用于学校教育的第三级，并以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为目标时，就不那么成功了。据称，到1958年8月，高等院校的数字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1065所。大学生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70万人。另外，到1958年秋，已建立了2.35万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13]
业余“大学”是由工厂和公社为成年工人和农民开办的。这些学校自称在各个学科中——不论是专业学科还是普通学科，都能提供较为先进的指导，对任何符合教师条件的人都给予信任。在调整时期以及随后出现经济困难的那几年，大多数这类学校都未能幸存下来，只有少数后来还有耳闻。
不过，结合半工半读而运用民办思想的试验，在1958年时遍布于所有各级。其中最富有创造性和最成功的例子——可能由于创办它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欣赏——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江西共大），它也创建于1958年。这所学校在调整时期仍然保留了下来，接着又成了全国的样板。在国家领导人中，与这一农村教育的试验有个人联系的，有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建立这所学校的省里的最高领导人是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据认为是该大学的创建者）、省委书记刘俊秀（共大第一任校长）和副省长汪东兴（校党委书记，不久后他调回北京，再次负责公安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升入中央政治局）。这所大学是由江西省领导与中央的国家农垦部及省的农垦局共同建立的。
江西共大的特点是有一个建立在全省农垦基地之上的分校网，各个分校成了农垦工作的组成部分。学生们（以及工作人员）起初的主要工读活动是垦荒。这些土地原本都是未经开垦的，由农垦局根据协议分配给他们，他们将其再造为森林地或植上树。学校的建筑也是由学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建的。从1958年到1962年，学生用于学习和劳动的时间大约各占60%和40%。1962年以后，学校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学习时间增加到约70%。
学生的主体以从中学到大学的年龄段者为多。1958年的第一届学生中，有很多是曾被派往农垦基地的干部，分校就是在那些基地上建立的。但是，成年干部和工人从没有成为学生的主要来源。这所大学主要在江西省内招生，但从1958年到1965年间，也有从其他各地来入学的。例如，有好几千学生来自上海。招生是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进行的，至少在开始时，学生受教育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从“粗识几字”的到高中生都有。分校很快就在全省普遍建立起来，一个县至少有一所，此外还有专区一级的分校以及位于省会南昌市郊的主校。这些学校都教授从初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的课程。分校在学校事务和政策问题上受母校的指导和领导，而整个联合体的精力则主要放在农业和林业专业上。
截至1980年，毕业于共大的学生累计2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农村基层干部”，虽然不一定是毕业分配去的。共大毕业生的分配工作遵循两条不同的原则。县级分校的学生根据“社来社去”的原则通常仍返回其本公社，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按需分配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
专区级分校和主校的毕业生（1965年以前有很多来自外省的学生），有时是按照社来社去的办法，有时则根据正常的工作分配计划和步骤来进行。按照后一种办法分配的学生，就成了县里和省里负责农业、林业、农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共大不时开设这些领域的课程）的机关和部门的干部。这些毕业生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公社党委书记。共大学生通常是分在江西省工作，不过有些外来的学生又回到本省去了。
江西共大从来也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能够不依靠国家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而生存下去），但从这整个联合体的全部历史看，其相当一部分收入仍旧是依靠学生的劳动和学校的生产事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那些事业发展了起来，除了农垦和造林，还包括工厂、林业中心、果园和牧场等。这样，为了未开垦土地的分配、有利可图的产品项目的转让、供应品的有保证的配给以及运输和销售最终产品，便需要有一个县级和专区级支持的扩大的网状组织。不过，据学校的行政官员说，地方当局在面临稀有资源竞争的情况下情愿加强支援网的一个原因，是这所学校起先是由高级别的领导人所创办，而且随后得到了创办人的关照。按这些行政官员的看法，政治和行政的支援网是这所大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不论政治与经济如何发生变动，包括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它的分校有一半被关闭，这所学校的重要地位仍然得到了毛泽东的确认，他在1961年7月30日的指示中赞扬了它的半工半读方向。它的地位一直维持到1979年，此后它的主校改成了一所正规的全日制农业大学，其分校则被撤销。这样做的原因是，坚持半工半读方向所培养出来的是一种已不再被中国新的标准化的高教制度所承认的学生。[14]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因为它取得了如此的成功，还因为它是全省性的学校，以及它持久地信赖半工半读的课程。正规的全日制中等和高等学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响应了1958年关于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起初，在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风行一时。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农业劳动在这一时期也被大肆宣扬。另外，到1958年底，中等和高等学校共开办了15万多个工厂、车间和10300个农场。在这些工厂和车间中，有7200个是高等院校所办，21500个是中等专业学校所办，122800个是中学所办。[15]
由于力求与苏联模式相适应，因此有关教育发展方面的“大跃进”战略并未过多地抛弃苏联模式，但它仍然显示了对所有这些革新的自力更生性质的强调。在突出劳动与学习相结合的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的同时，也同样强调了这些革新在经济上所具有的意义。用于农业中学的预算分配表明，国家教育预算的主要部分继续用于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在接近1958年底发表的一份有关文教的财政工作报告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就在那一年中，据说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78%，中学生增加了一倍，小学生的入学人数则增加了70%，所有这些主要是地方办半工半读学校这一新事物的成果。而在同时期内，国家财政支出仅增加5%。[16]
然而，1958年的新路线看来对“右派”学术批评家一开始就没什么妥协的余地。正如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新的高等教育的专门化结构仍然保持下来，教研组作为基层组织单位也保留下来。在这个时期，苏联式体制中很多不太重要的特点被抛弃或得到修正，但取代它们的东西仍然与传统学术性不合。高教部被撤销，新的学位制方案也被撤销，后者直到70年代后期才恢复。已经列入这些方案内的学生在1959年是不带学位而分配工作的。
“三三”制被引入了高等学校。这是一种支配了所有法定工作时间的循环制，即教学人员要用1/3的时间从事教学，用1/3的时间进行研究，用1/3的时间开展社会调查。目的是培养教学人员能同样良好地完成这三项工作。[17]
教学计划与教科书的修改立即开始，为的是将学生参加劳动和内容更为实用这些新的要求结合进去。但是这些修改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完成，要由学生、技术专家和职业教师共同参加。笔者在香港的一位被采访者是50年代末北京的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他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修改大学化学基础课教材的，他把这种删减和简化形容为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努力。相比之下，引起一位俄国科学家反感的是，他发现昆明师范学院学化学的低年级学生在学习中修改了他们的有机化学课本。化学系也决定抛弃美国和苏联的无机化学教学中所遵循的专门用来鉴别所有普通元素的“资产阶级”方法，而代之以集中力量研究铜，因为云南有大量的铜。[18]
一种大学入学的新形式也在1958年开始采用。那一年没有进行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取代它的是由高等院校单独或联合进行的各自的考试，就像它们1952年以前的考试办法一样，不过教育部仍下发了考试科目的指导大纲。可是，1958年的大学招生还有个特点，就是强化了对政治标准的使用，这种使用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的。有某种家庭背景的青年——主要是那些出身于资本家和地主家庭的人，特别是那些其父母在以前的运动中被挑选出来作为打击对象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
如果这种问题足够严重，那么有这种问题的人就将完全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举例来说，笔者在香港的一个被访问者，他的父亲是逃往台湾的江西的一个资本家兼地主，还是国民党军官。由于这种再坏不过的家庭出身，他的儿子在1958年不能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虽然他在那年通过了该大学的入学考试。他也不能进入这一地区的其他任何大学学习。最后他只能在精心地掩盖了自己的真正出身之后，才进了哈尔滨的一所技术学院。没有太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可以进大学，但也只能是师范学院之类的不太受欢迎或没什么声望的学校。
相比之下，工农出身的投考者或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干部投考者则可以优先入学。更具体地说，在1958年，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及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经过任何书面考试就可以上大学。[19]大批学生显然是以这种方式上了大学。中国高等学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的学生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由于实施了新的优先入学办法，到1958年这部分人增加到48%，而1959—1960年则增加到50%。[20]
科学计划也受到了影响。20年规划的实施时间表被缩短了5年。研究所抓紧提前完成分派给它们的任务。另外，还建立了数百个新的研究所，设立了数千个新的科研项目。那些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对中国的“飞跃”持怀疑论者，看到了他们的地位被工人阶级同事们削弱了。几千名熟练工人被提升为工程师和技术员，而同样多的农民则变成了科学家。后者中有很多人被委派到农业研究所和农业大学的岗位上去。据报道，到1960年，有4.5万名上海工人和农民科学家参加了那里的科学技术协会，接近其会员人数的一半。这些科学家被称赞为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老式知识分子的变型，他们仍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并不把他们的脑力工作当做个人所有的权利来对待。[21]
余波：1959—1960年
到1958年底，所有战线上的群众运动高潮都已过去，然后常有的紧缩和反思开始了。像过去多次出现的那样，“群众运动的规律”继续发挥着作用。随着事态的发展，运动的参加者们发现他们自己被重新分为左或右，这要由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和倾向性来定。彭德怀在1959年7月党的庐山会议中站到了对立面上，其结果是被罢了官。毛泽东则寸步不让，但据后来的解释，他也不是没有为前一年发生的某些经济上的过分行为承担责任。
与工业和农业的统计数字不同，教育的统计数字不必等到庐山会议上才往下修正。在1959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虽然没有实际上承认对教育的数字估计过高，但他提供的1958年入学数字比几个月前所公布的要低得多。他提供的数字是：大学生66万人，中学生1200万人，小学生8500万人（有关简要数字参见392页表9）。
在指出今后的道路时，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评论说：“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工作。”在进一步表明党的教育方针将要着手的重大行动时，他又说：
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22]
教育部新部长杨秀峰在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作了更为明确的发言。他说，在1958年，由于缺乏经验，学校为了生产劳动而砍掉了太多的课（中文原文为“上课少了些”，——译者）。现在应该努力对此作出改正，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但要明确其目的性。他重申了1958年9月指示中的这一点：必须将群众性半工半读学校的劳动与以求质量为方向的全日制学校的劳动区分开来。他说：我们要“提高各级全日制学校的质量，并且在全日制学校当中，挑出一批学校，作为重点，着重提高质量，使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骨干”。他赞扬这种有选择性的发展是一种“合理使用有限的力量”的方法，这样才能“既照顾普及，又注意提高”。[23]
这样，不平均发展的路线就很明确地形成了。但它是1958年9月那个“革命性”指示的直接的必然结果，该指示毫不含糊地号召要把半工半读学校的劳动与其他学校的劳动区别开来。这种双轨制以及其中所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后来被称为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教育方针的主要分歧点。假如的确如此，那么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应该发生在后来，要不然列入1958年9月革命性指示中的关于求质量的学校的条款就是违背毛泽东的意愿的。争议可能是当整个社会卷入“两条腿走路”变得明显时产生的。而且，这种争议，只有在该制度以被规定的方式实际开始发挥作用之后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在用来发动群众的原则开始制度化之后，它才可能发生。
紧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9年的五六月间共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指示。其中一项关于高等学校的指示承认，在1958年中，各省、市和中央政府各部成立了700多所新学校。这项指示提到：“某些学校符合高等院校的标准，可以继续办下去。”指示接着列出了用来确定应否允许一所学校继续办下去的具体标准；如果可以办下去，就应给这所学校确定准确的名称，如学院、技术学校或干部培训班等。
另一项关于对学制进行试验性改革的指示指出，很多学校根据1958年10月发布的一项中央指示贯彻了这种试验。1959年5月的新指示就试验提出了严格的界限，它涉及课程的改变、教学方法以及将中小学从12年制减并为10年制（12年制是以1949年以前的学制为基础，也是以美国的实践为基础；苏联则实行10年制）。今后在各省、市，只有少数专门被选定的中小学才能继续这种应当置于教育部监督之下的试验。在关于试验预计要持续到1961年的这个决定中，要求所有其他全日制学校都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办学。1960年，陆定一和教育部长杨秀峰在报告中指出，这种试验着重于质量，目的是在努力缩短正规学习时间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标准。
1959年的另一项指示规定了各级全日制学校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大学每年的劳动时间被定为2—3个月，教育部被授权在全部课程内指定出专用于主要课程的总课时。高中学生的劳动时间为每周8—10小时，初中学生为每周6—8小时，9岁以上的小学生为每周4—6小时。这些时间表构成了1961—1962年起草的全日制学校较为正式的条例的基础。1963年颁布了新的条例，这些条例稍稍减少了劳动时间，中学每年为一个月，高小每年为半个月。
1959年恢复了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以后每年照此实行，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是，在1959年，工人、农民和干部仍可在推荐的基础上，由他们所报考的学校评定后入学，而不必参加全国入学考试。[24]
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紧缩的早期详情（如果有的话），不得而知。前面提到的1958年时在中国工作的俄国科学家指出，当他1960年回国时，科学研究的组织和实施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人来到实验室和办公室工作。在他第二次旅行并接着叛逃到西方后，他扼要地讲了与中国科学研究有关的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的事业过于模仿当代苏联的体制，既不考虑其缺陷，也不考虑它是否适合于一种不发达的科学环境中的各个方面。第二点是党的决策者未能把握住与科学工作有关的特殊问题。他们遵循苏联的建议，将科学研究的力量集中在专门化的研究所，而不是大学。由于甚至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来充实研究所，这就加剧了现时的科学人才供应的紧缺状况。同时，这些科学家不能带出新手，而大学则失却了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能力。新建的研究所在物质方面要比苏联同类的机构优越，但是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来保证教学与研究的进展。
根据这位苏联观察者的看法，科研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掺杂进了不称职的领导。科学院及其在省里的分院，不是由科学家来领导，而是由那些不懂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时间和完善的准备工作）的党的官僚来领导。工作经常受到政治活动和会议的干扰；研究计划在能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总是时断时续，看起来没有一定之规。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的苏联导师们相比，中国领导人甚至更加轻视有别于实际运用的纯科学。
另外，老一代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被怀疑为阶级敌人，而外行不管是否受过训练，都得到鼓励去从事研究。最后，他谈到了党的官僚强加给所有科学研究的保密要求。它不仅禁止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也禁止中国内部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学科间的科学交流。[25]
显然，在1961—1962年之前，科学战线上的重要调整没有受到注意。当时的官方政策承认了“大跃进”时期的发展超过了合理限度，并要求许多新成立的研究所合并或撤销，以便提高质量，在那些设备最好的研究所中集中开展研究。官方还承认，科学事业需要技术和训练，需要一个稳定的、组织良好的科学共同体。群众路线的参与也许是“过于简单化”了。[26]
两条腿走进60年代
试图用“群众运动规律”的思想作为框架以对方针的贯彻进行分析，其困难在于，这样做需要假定一位超然于争端之上的领导人。作为运动的首创者，他不仅要使运动进行下去，而且后来还要决定运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以及巩固阶段何时能安全开始。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必须充分胁迫反抗势力，使它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新的领导者则必须做好开始实施新方针的准备，运动本来就是为了实施新方针而发动的。
这是计算代价和可以进行纠偏的时刻。自然，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轻易纠正，特别是当这些错误与自然灾害纠缠在一起时。同样自然的是，当运动从一个阶段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信号发出时，某些参与者拒绝对此作出反应。这是一个易犯的错误，因为运动的原则从未提前宣布过。这些还没有学会运动规律，至少是还没有学会机会主义的价值的少数个人——通常是青年人，他们是些缺乏阅历的参加者，易把起初的动员阶段理解得过于呆板——他们代表了群众运动方式的受损方面。他们与运动所打击的正式目标一起，总是要为运动作出牺牲，并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假设运动的发起人仍然权力在握，他就仍然具有其后对运动的转弯变向作解释的权力，以便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当运动向前发展时，他实际上将无法控制运动发展的所有转弯变向本身。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它是超出领导一群众正式的联系途径而在众多民众被动员起来自发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这一运动将暂时被允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发展，它本身还要承担某种风险。这是必然的，因为正是在运动失控时，便要出现过头行为。根据毛的说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纠正错误，克服阻力。这些情况也使得任何其他人实际上难以对随后的解释作出识别——何为事实，何为杜撰；难以确定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谁对什么实际上负有责任。
当然，这就是使群众运动成了毛作为贯彻方针的方法这样一种有用工具的原因。至少在暂时情况下，这种方法给了他作为运动的发起人的地应，给了他以反对敌对势力的一种群众力量的压倒优势，而不论这种敌对势力可能是谁，或可能是什么。它还使他有可能——只要他依然控制着党中央及其宣传工具——将错误与过激的责任转嫁到那些在运动中实际上做了错事的人身上去，从而掩饰这种责任。
作为发起人，他保持着区分什么是正确行为与什么是错误行为的权利，保持着事件向前发展时更改定义标准的权利。例如，狂热行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在某个阶段是有益的，而在另一个阶段则是有害的。如此，政治盟友可以变成敌人；某个时期曾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倡的，在另一个时期就会被弃置一旁。在运动的巩固调整阶段，当残存的任何敌对势力可能以各种方式重新组合，企图夺回它们失去的某些东西时，情况尤其复杂。
在下一个主要运动的初始阶段，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1958年以来的几年内所发生的事件，被解释成是刘少奇及其同伙对1958年推进的毛的正确教育路线所作的逐步破坏。然而，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是，60年代初教育方面的发展——在1958年群众运动的高潮及其1959年的调整阶段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1958年9月指示所开辟的路线前进的，尽管它遭到了这个时期无法预料的经济困难的破坏。运动就是这样在前进，这条路线所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发展。
举个例子，既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又发展重点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决定，可能最初是想要“既顾到数量，又顾到质量”，这是教育部长在1959年初宣布的。但在实施这条路线期间，这两种学校制度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接受其教育的两种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严重了。
在这种发展背景下，出现下面的情况就是必然的了：毛泽东本人在60年代中期放弃了他曾运用于教育的“两条腿走路”的口号，而以否定的措辞把它重新解释为是刘少奇的有害的、不平等的“双轨制”，或两种教育制度。在这一发展背景中，也包含了其他一些矛盾。但不论怎么说，两种不同形式的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企图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实际上是更扩大了这两种学校教育形式的差别。
半工半读思想的“失败”
就60年代初期而言，当时的来自官方的有关教育的数据资料，尤其是全国范围的资料，是很难见到的。[27]这可能是大混乱的一种反映，这场引起所有各部门统计数据的大混乱是由那个时期的经济困难造成的。有关这几年的大部分可以得到的资料，是事后公布的，即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和正式开场的1964—1968年间，由官方报刊以及非官方的红卫兵刊物公布的。红卫兵的材料倾向于反映当时所盛行的毛主义的解释，但却详细地展示了大量以前无法得到的资料。[28]现在还有甚至更大量的来源基本相同但通过不同渠道收集的资料补充进来。这些资料是香港学者对从前红卫兵时代的学生的访问记，而这些学生最初是来自广州。[29]
根据这些后来的数据，农业中学在60年代初急剧减少。据官方计算，1960年，这些学校全国共有3万所，在校学生为290万人。到1962年，农业中学减少为3715所，入学人数为26万人。小学也被压缩，与1958年所宣布的学龄儿童80%上小学的比例相比，这一时期只有56%。[30]
这种滑坡很可能要归因于经济问题。但是半工半读思想在1964—1965年又一次流行起来，那时它也被引入小学一级。而官方报刊在那一时期对这一思想的宣传则暴露了它没有取得成功的更为根本的原因。那个预定要由这种学校提供服务的对象群，把这种学校视为正规的全日制学校所提供的“真正”教育的二等替代物。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传统看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并且由于仍处在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村经济中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而增强了。
在香港对几位从前的中国农村学校教师的访问透露，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设有一种选择：或是送他们的孩子去县城的正规全日制中学（当时一个县一般只有一两所），或是送孩子去离家近一些的半耕半读中学，大多数农村家长都要选择前者。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者质量高，这种教育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逃避农业劳动生活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没有机会进正规中学。上这些学校的主要还是些县城里的孩子以及农村中的杰出学生。但是，假如要在送孩子去新的半耕半读农村中学和让孩子全天在家劳动以补充家庭收入这二者间作选择的话，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宁愿选择后一条道路。农民们的推理是，为什么要到学校去为劳动生活做准备，为什么当留在家里劳动更有利可图时却要去学校做毫无收益的劳动呢？这些都是从农村家庭对成本一利得的精打细算中显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由于农业劳动仍然毫无改变地被视为人类生产活动阶梯上的最低一级，因此半耕半读农业学校就继续被人们看做是提供向上和向外发展道路的正规教育形式中最低下的一种。如果某个农村青年上了这样一所学校，并且仍然不得不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就会被所有的人认为是受了屈，至少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只要有这种环境存在，当地的干部和教师——他们得不到那种使得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高级支持者的激励——便无法把他们自己的半耕半读学校建设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物。[31]
这里，还有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的，最早在1957年就承认了的发展着的问题，即怎样提供合理的中级教育形式，它既可以成为某些人的大学预备学校，也能使大多数人在此完成学业。如果没有任何中学，问题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了中学但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那么在那些久已对利益不均的每一个具体表现都非常敏感的人们中间，必然出现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尽管如此，1965年4月，教育部还是召开了关于农村半耕半读教育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会议赞扬了为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学教育铺平道路方面所取得的“多快好省”的成绩。这次会议报告了正规全日制学校的许多不足，并要求它们进行整顿。但这次会议承认，“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读制度，将一起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然而半工半读代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长期方向。在中学一级，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将成为这种制度的主要依靠。[32]
1965年11月，举行了城市半工半读会议。刘少奇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这两次会议上，并在两次会议上都表示，发展两种教育制度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半工半读班级的低下地位显然也被认识到了。在城市中，它被作为一种手段而得到提倡，依靠这种手段，那些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入正规初中的学生能被组织起来边劳动边学习。另外，只有少数城市青年此后还能继续他们的学习或是在城市中找工作；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接受在农村中的工作任务。半工半读学校被看作一种为城市青年过那种生活做准备的工具。[33]
后来对刘少奇的指责，正是说他宣扬了两种分离的、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发展，而没有提倡半工半读思想本身。他被说成是阉割了这一思想的“革命性精髓”。
正规全日制的“成功”
专业学者，不论是受通才型的西方学问影响的，还是被迫接受更专门化的苏联模式的，或是不得已而选定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他们仍然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所提供的机会，利用“大跃进”以后所承认的恢复教育秩序和质量的需要，为某种制度的建立而迈出了他们自己的“腿”。这种制度，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眼里，而且同样在其他任何人的眼里，都完全优于另一制度。
在金字塔顶端的照例是精英们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在全日制学校制度的各级上发展起来。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有关重点学校的历史，似乎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了。据1980年在中国对12所大学及许多中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所作的访问，关于这一制度的准确起源以及何人对此负责，都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一位教育部的发言人有个最为详细的答复，其中有一些还是由别人补充的，所有这些答复还没有在别处遭到过反驳。这位发言人否认这个制度曾受过苏联教育范例的任何启示。相反，这一制度的起源应归之于这种重点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基础，这一策略就是在贫困的农村根据地为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
这种思想随后被用在教育方面。其最早的实例是“中心学校”，推行这种学校是1942年延安改革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对这种思想的宣传推广，现在可以追溯到1953年由毛发出的办好重点中学的一项被广为引用的指示，尽管这一指示在当时并未发表。直到1959年，在周恩来于当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援引了上述指示之后，重点学校才开始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它们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的群众性教育迅速扩展的背景下，被用来当做保持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34]尽管从50年代中期起重点学校就已存在——通常是简单地指定那些1949年以前最有声望的学校——但这种制度直到1960—1966年期间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协调一致的发展。
1965年以前，发展城市半工半读学校的作用是为农村培养人才；相反，以城市为基础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主要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重点学校的意思直接被解释成大学的预备班，与这种学校相联系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这个目标。例如，1962年，广州城区与近郊区的中学根据其大学升学率而划分了等级。学校被分为三类。在第一类最好的学校中，每年都有70%—90%的毕业生能够升入大学，广州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来自第一类中学。第二类学校通常可达到15%—30%的升学率，或者还要少些。第三类学校包括民办中学和农业中学，它们的学生通常进不了大学。
具有从初中升高中进而升大学的最高升学率的学校，被指定为重点学校，保证它们能得到最好的教师，最充足的财政经费，最良好的设备以及最优秀的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些在中学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能够进入第一类学校，学术成就的天平也因此而向他们倾斜。仅据1962年官方所宣布和当地报纸所发表的材料看，这种等级体系仍然继续在内部使用，并根据公众意见进行了改善，此后它成了评价这些学校的根据。[35]
所有原始资料显示，在60年代初期，这种用于中小学的等级制度不仅限于广州，而且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例如在邻省福建，在那些相邻的沿海城镇中有一些1949年以前由华侨提供基金而创建的好学校，由于这些学校的布局及其地理上的接近，便促成了一种全省性的考试竞争方式。这些竞争每年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达到顶点，福建也因这些学校所达到的升学率而受到了全国的称赞。省教育厅厅长王于井利用其职位和声望的影响推动这种工作，亲自视察沿海城镇和升学率高的学校。她鼓励这些学校为夺取优胜红旗而展开竞赛。这种竞争进行得非常坚决。据在香港被访问的一位从前的学生说，在经济萧条的那几年中，他所在的学校里年龄小些的学生要把他们每月粮食定量的一部分捐给毕业班的大同学。这不仅仅是要在紧张的试前死记硬背阶段保持这些学生的体力，而且也是要使整个学生群体投入为学校赢得好评和“荣誉”的斗争中去。
至于在这种新的成绩等级制度中受惠的是什么人的子女，罗森和昂格尔在一次对广州一些中学的随机取样调查中发现，“优秀的”工农阶级的青年在那些升学率最低的质次的正规初级中学中占多数。这就导致了新学校都建立在从前没有学校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内。相比之下，在最好的重点初中里，只有11%的学生出身于工农家庭；48%则是“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干部是另一“优秀”类别，他们不仅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高级官员，而且都是在1949年以前入党和参加革命的。
在邻近的一些初级中学中，比例几乎完全相反，只有8%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有42%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知识分子的孩子在质量较低的学校中占20%，而在精英学校中却占32%。在招生人数更少的高中一级，竞争就更为激烈，学术标准因此较高，干部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他们占学生总数的27%，而工农青年占12%。知识分子孩子的比例达到34%，而其他非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占36%。[36]
这项调查涉及1962—1966年的5年时间。在更为详尽地观察了那一时期的变化后，罗森得出结论，由于有关方针目的的冲突加剧，教育制度日益分为两叉。在1961—1962年，恢复了对学校成绩和入学考试分数的强调，以便在1958—1959年靠推荐接受工农入学的试验之后提高质量。陈毅的著名讲话为此定了调。他在1961年指出：“学习专业是学生的政治责任。”第二年周恩来再次肯定了“大跃进”后的调整，他在1962年4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他强调，政府将继续调整文化、教育、科研和公共卫生事业，改进工作质量。[37]
但是，提高正规学校的质量并非是事情的全部。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个指示，赞扬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半工半读方向；1962年，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告诫。[38]这一号召出现在毛泽东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信中和全会公报上，它表明1962年9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阶级斗争学说。[39]
重申阶级斗争还预示了最后融合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来临。这一运动是作为一场教育与灌输运动而展开的，旨在纠正“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展起来的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以及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等“不良倾向”。[40]到1964年，这场运动逐步升级为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并伴随了新的全国范围的对政治的强调。
从1963年起，重新把高中和大学入学标准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上。针对每一个人尤其是针对青年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了，其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念、阶级斗争和直接参加劳动上面。对那些不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说，关键问题是要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之苦与新社会之甜进行对比。每个有苦难经历可以诉说的老工人和老农民，成了学校集会与讲坛上经常被请来的发言人。由于国家正在从“大跃进”以后的经济低谷中摆脱出来，由于青年人可能难于正确地进行比较，这种做法便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例如，在广州，社会教育的一个早期课题，就是“回忆对比大旱之年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广东在那时，即1963年5月，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旱灾之中，这场旱灾是“连续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中最近的一次灾害。
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学师生在1964—1965年曾一度有几个月被派送到农村，在那里，他们参加工作组，调查农村干部，重新给农民家庭分类，并获取农民生活的第一手知识。到1965年年中，不断加剧的政治活动被称为是一场“文化战线上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位评论员指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以后，作为意识形态一种类型的文化，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其成果将会损失殆尽。[41]这一论题进而预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在1964年初的春节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正规中小学教育的学究气和不切实际性，这是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许多公开性评论的第一次。12年学制太长；课程设置既多且繁；考试过于呆板；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只做了继续学习的准备，而不是打算去从事劳动。[42]这也预告了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展的主题。
可是，对学校成绩的强调依然令人不安地与不断发展着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1964年，高教部得到恢复，表明了对精英层质量的继续关心。第二年，高教部长承认，大学入学条件实际上仍然遵循1958年以前的定则，工农青年只有当其考分达到竞争标准时才能给予优先。
由于在这些矛盾的要求下进退两难，正规学校制度只得努力去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政治学习和竞赛运动，如1963—1964年学习社会主义英雄雷锋的运动，被带进了依然为追求合格率所支配的学校生活。这种对合格率的追求甚至扩展到了普通学校，它们也加入了竞争，都沿着提高分数的最佳途径去制定策略，以此来提高它们的声望。在这些情况下，重新以阶级出身为重点的精英层的主要受益者，就只能是那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具有无可挑剔的阶级凭证，除此之外是那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成员的高分子女。出身不好或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发现，不论其学习成绩如何，获得入学许可都越来越困难。
工农青年，尽管有着好的阶级出身，也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在他们生活的地区，提供给他们的多是一些最新的学校，其中很多不过是刚刚建立的，甚至连高中班都没有。当然，1961—1962年以后，高中一级几乎没有发展。因此，工人阶级的青年在学术上处于劣势。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念完初中或许在上职业学校以后，为了找工作，也很愿意结束自己的正规教育。广州在1964—1965年建立了31所新的职业学校，主要是在半工半读基础上开办的。[43]
苏珊·舍克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了在这种竞争的学校结构内的学生生活状况。在那些她在香港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一半学生上的是最好的重点中学。其他人则曾是正规全日制城市学校的学生。她的被访问者中有2/3是在广州的学校上的学；其他人则是在广东省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城镇学校接受的教育。约有一半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大多是教师、医生和其他白领劳动者的孩子；几乎所有剩下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只有极少数人出身好，是工农青年。正像他们的入团申请书所表明的那样，只有1/3的人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在1960—1966年间上的中学。
即使是离开了本土来到香港的这群学生，也普遍接受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显露了学生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高中一级——在16—19岁之间——这些行为方式与那些思想形成了对照。与他们共存的是一个非正式的学生亚文化群，支配这个亚文化群的目标是在大学中赢得一个受人羡慕的地位，或者等而次之，在中学毕业后分配给一个城市工作。在美国的高中里用于约会、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在中国的环境里，则被用来将学生引导到“互助”关系和加强个人竞争的成人世界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也学会了对性质相反的行为作出评价，但不是出于“正确的”推理。不积极的人总是想躲避积极分子，不愿与他们共有秘密，因为这种秘密日后可能被用来伤害自己的前途。私人友谊绝没有被这种紧张关系损害，实际上却得到了加强。学生们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能够信赖，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利用朋友的坦率。学生们还倾向于把正式的同学鉴定会变为相互保护的仪式。这些青年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在积极分子中辨别诚实与虚伪；在同学中识别背叛与忠诚；学会了区分真正的友谊与自私自利的同盟。
然而，舍克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学生们的表现也可能不同。例如，在全日制的技术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里，学生的表现看来与官方的思想较为接近，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同学们的羡慕。这些学校中的学生已经准备接受在他们毕业以后保证分配给他们的普通技术工作。而在大学预备班里，赌注既高又非常不可靠，成功就意味着有一个可靠而受人尊敬的未来，失败则可能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44]
罗森发现了类似的区别。由于个人的政治积极性是除继承下来的阶级出身和取得的考试分数外的又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表明积极性的愿望在有名气的学校中比在一般学校中更加明显。取得青年团员的资格被视为上大学的垫脚石，那些在学术等级上处于上流的学校，其入团率相应也是最高的。
政治学习与竞赛运动在缓和这种竞争与追求功利的气氛时只获得了极小的成功。这些运动的确使许多学生产生了积极性，既有真实的也有假装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甚至整班学生，决心不去考大学，志愿到农村安家落户。但是，只要考试和通过考试而来的大学经历仍然是正规学校制度成功的公认顶点，那么，识别哪些学生是“为革命”而学习，哪些学生在走为个人利益和荣誉而奋斗的资产阶级道路，就仍然是困难的事。
在这种趋势下，农村工作是中学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中最不理想的工作。不过，从1961年开始，它日益受到提倡，因为相对于新的进入劳务市场的人数而言，城市的工作机会减少了。除了那些被群众运动产生出来的热情所激发而自愿到农村工作的人外，几乎所有的人显然都把到农村工作视为一场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的灾难。
农村是城市垃圾倾场的看法，被1961—1965年间所采取的选择工作的方式证实了。由于1965年城市半工半读会议的肯定，那些能够继续学习的青年和能够得到工作的青年得以留在了城市。大多数剩下的人，将不得不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工作，成了惩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打上了在城市的地位与成就的等级制度中失败的烙印。[45]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到1965年为止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一“大跃进”思想的嘲弄。此外，对这一思想的滥用，也是毛“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尤其是基于这一假设：重点学校的思想不是对1958年改革的歪曲，而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民办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是从1944年普及教育的战略直接派生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落后的边远地区。因此毛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经验上去，但是方法不同，他改造了关于重点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起保证质量作用的选择办法。也是从1949年以前的经验改造来的群众运动的热情，则是将新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送入中国社会的运载工具。
这些结果应是1958年9月指示的起草人们能够预见到的，但显然他们没有预见到。延安模式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过作用，这种模式起初就是根据这种环境而设计的。但是当把它们移植到由学术专家而设并为学术专家而设的现代正规学校制度上来的时候，任何政治修补与意识形态改造都不能使这种正规制度和实际存在的分裂结构有什么不同。当正规制度把优质教育奉献给那些处于最受益地位的人的同时，要让半工半读制度担负起教育农民与工人阶级的任务，这证明了它只不过是一种使所有的旧裂痕立刻制度化的新手段。那种从“两条腿走路”方针产生出来的教育制度，实际起的作用是扩大了精英与群众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农民与其他人的差别。
到1964年，这些后果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才决定将他创造的这个制度在它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前摧毁掉，并指责“资产阶级教育家”对建立这个制度负有责任。当然，他当时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摧毁这个他们所管理的制度。农民们自己也看不起半耕半读农业中学。工农出身的青年仍然大量地被排斥在精英的大学预备班之外。这种大学预备班，在1959年刚刚发出开办的信号后，几乎立即就焕发出了活力。
但是，最有力的打击可能是：接班人一代，即那些革过命的干部们的子女，正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汇集。在那里，这些阶级出身好的继承人正在被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脑力活动的兴趣以及职业抱负所侵蚀，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至少20年来努力要从中国知识阶层中清除掉的东西。
毛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农村中度过了大半生。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也是从农村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然后他们又都已转移到了城市，他们的子女也已变成了城市青年。他们本身也以城市人经常表现出来的同样厌恶来看待农村生活。眼下，他们还能得到阶级凭证的保护。要不然，他们也得去设计各种个人战略以逃避农村工作，就像另一些生来特权较少的人已经在做的那样。与那些参了军、复员后要找个非农业工作的典型农村青年相仿，革命干部们也已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曾发誓要克服的中国社会内的基本的城乡矛盾，仍与从前一样尖锐。
这些需要考虑的事情为1966年毛主义的指示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经钻进党内，并且正在威胁着下一代。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对立的、竞争的结构统统摧毁。这将在另一场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来完成。指望有一种教育制度能符合下述条件，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以某种能有效地、比较公平地将城市—乡村、精英—群众这些矛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来代替原来的那些结构。
[1]引自简·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国的教育政策》[478]，第61页。
[2]乔治·Z.F.贝雷戴、威廉·W.布里克曼和杰拉尔德·H.里德编：《变化中的苏联学校》[39]，第86—100、290—291页；简·彭纳、伊凡·I.巴卡洛和乔治·Z.F.贝雷戴：《苏联教育的现代化和多样性》[571]，第102—117页；奈杰尔·格兰特：《苏联教育》[275]，第96—103页。
[3]关于将群众运动作为实施政策的一种方法的文章，是以对土地改革时期群众运动的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见于40年代后期的党内文献（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574]，第254—260、264—274、294—297、312—327页）。也参见本书第四章，此处注释。
[4]《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第1版。
[5]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第7期（1958年9月1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516（1958年9月2日），第4页；也参见林枫《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文化革命中去》，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6月1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622（1960年6月28日），第13页。
[6]《十七年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见彼得·J.西博尔德编《中国的革命教育》[649]，第29页。
[7]同上书，第31—33页。
[8]关于根据其他资料所得出的相同结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108—113页。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农村地区继续扫除文盲、巩固和发展业余教育的指示》，1959年5月24日，译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55]（以下简称《法律汇编》），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21页。
[10]《从没有这么多人上学》，载《北京周报》[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页；《三季度的成果：仍然加速增长》，载《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页。
[11]1958年入学人数根据《三季度的成果》，14；早期学校统计数字根据《时事手册》，23（1956年12月1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71（1956年），第27页。
[12]罗伯特D.巴伦德森：《共产党中国的农业中学》[20]，载《中国季刊》[133]，8（1961年10—12月），第106—134页；本文的修订版见原作者：《共产党中国的半工半读学校》[19]，第6页。
[13]关于1957年的数字，参见本书第四章表4。关于1958年的数字，据《从没有这么多人上学》，载《北京周报》[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页；《三季度的成果》，载《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页。
[14]据作者1980年10月在江西共大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此前不久官方将这所学校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也参见约翰·加德纳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61]，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438]，第250—253页；巴伦德森：《半工半读学校》[19]，第39—56页。
[15]《教育概述》，《北京周报》[568]，2（1959年1月13日），第5页；凌扬（音）：《学校办工厂》，《北京周报》[568]，39（1958年11月25日），第15页。
[16]《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在全国文教系统财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报告》，1958年11月5日，译文见《法律汇编》[155]，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35（1962年7月2日），第315页。关于50年代的教育预算，也参见利奥·A.奥林斯《共产党中国的专业人才与教育》[560]，第14—17页。
[17]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576]，载《现代中国》[532]，8.2（1982年4月），第162页。
[18]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第137—140页。
[19]《光明日报》，1958年7月3日，第1、2版。
[20]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200页；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第79页。
[21]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61—67页。
[22]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4月8日，转载于罗伯特·R.鲍伊和费正清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517页。对1958年三级学校入学人数的一个最高估计（《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14），分别为70万，1400万和9260万。
[23]新华社——英语，北京，1959年4月28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577（1959年5月14日），第14页。
[24]1959年指示的译文见《法律汇编》[155]，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18—343页。关于教学试验，参见陆定一的报告（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4月9日）和杨秀峰的报告（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4月8日），均载《当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学校条例译文见苏珊·舍克《1963年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注释及翻译》[661]，载《中国季刊》[133]，55（1973年7—9月），第511—546页。
[25]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第28—31、102—104、130—131、135—140、176、194—213页。
[26]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31—33页。
[27]例如，参见巴伦德森的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关于农业中学的最新著作《半工半读学校》[19]，第28—38页。
[28]主要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叙述，有加德纳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16]和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
[29]现在或很快就可利用的研究是：安妮塔·詹（音）：《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的变化中的看法》[77]，载《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安妮塔·詹（音）：《毛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性格发展与政治上的积极精神》[76]；安妮塔·詹（音）、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79]，载《中国季刊》[133]，83（1980年9月），第397—446页；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革命》[620]；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619]；苏珊·L.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660]：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年》[713]。
[30]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61]，第246页。
[31]关于这一时期的问题，也参见朱莉娅·匡（音）《大跃进的教育试验及其内在的矛盾，1958—1959年》[412]，载《比较教育学评论》[187]，3（1979年10月），第443—455页；朱莉娅·匡（音）：《转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革命的序曲》[411]，第81—129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731]，第48—65页。关于农村对待农业劳动的态度，参见威廉·L.帕里什、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563]，第110—111页。
[32]《人民日报》，1965年5月30日，第2版。
[33]《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6日，第1版。
[34]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毛泽东以后的入学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575]。
[35]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18—22页。
[36]引自由罗森和昂格尔共同对70年代中期生活在香港的一些原广州学生所作的一项调查：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26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731]，第26—27页。
[3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公报》，载《北京周报》[568]，16（1962年4月20日），第6页。
[38]《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到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两条路线斗争概述》，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884（1969年7月18日），第20页。
[39]“公报”，载《北京周报》[568]，39（1962年9月28日），第7页；《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512]，1962年9月24日，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189—190页。
[40]理查德·鲍姆、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2]；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30]。
[41]滇竹（音）：《文化革命的成果》，载《北京周报》[568]，42（1965年10月15日）。关于对青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参见（举例）广州《羊城晚报》，1963年5月28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16（1964年1月28日），第1—3页；《北京日报》，1963年11月3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23（1964年8月21日），第23—26页；《北京日报》，1964年5月4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26（1964年9月18日），第4—7页；《北京日报》，1964年10月12日和上海《文汇报》，1964年9月12日，译文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33（1965年2月12日），第13—18页。
[42]《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日，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201—211页。毛泽东的评论，在1966年以后作为批判正规学校的依据而得到广泛宣传，毛的谈话中加入了×××同志关于教育的谈话，后来发现这位同志是邓小平。尽管由这两个人所作的批评都直接反对正规学校，但邓和另一个未辨明身份的同志的发言还是赞成制度的多样化以及在小学和中学两级实行“两条腿走路”。他们特别提倡两种不同的班：一种是大学预备班，另一种是职业班。毛除说了一句赞同的话以外，并未对这一观点作详细阐述。只有邓评论说必须提高质量。毛显然专注于这些改革：至少按照当时正规学校制度中所公认的传统标准来衡量，这些改革将对其起暗中破坏的作用。
[43]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一章各处。
[44]舍克：《竞争的同志》[660]，第59—60页，以及全书各处。
[45]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43]；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大跃进中的作用》[619]。关丁城市青年的工作选择，参见D.戈登·怀特《下乡青年的政治》[781]，载《中国季刊》[133]，59（1974年7—9月），第49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