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剑桥共和国史：正规全日制(教育)的“成功”
专业学者，不论是受通才型的西方学问影响的，还是被迫接受更专门化的苏联模式的，或是不得已而选定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他们仍然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所提供的机会，利用“大跃进”以后所承认的恢复教育秩序和质量的需要，为某种制度的建立而迈出了他们自己的“腿”。这种制度，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眼里，而且同样在其他任何人的眼里，都完全优于另一制度。
在金字塔顶端的照例是精英们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在全日制学校制度的各级上发展起来。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有关重点学校的历史，似乎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了。据1980年在中国对12所大学及许多中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所作的访问，关于这一制度的准确起源以及何人对此负责，都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一位教育部的发言人有个最为详细的答复，其中有一些还是由别人补充的，所有这些答复还没有在别处遭到过反驳。这位发言人否认这个制度曾受过苏联教育范例的任何启示。相反，这一制度的起源应归之于这种重点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基础，这一策略就是在贫困的农村根据地为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
这种思想随后被用在教育方面。其最早的实例是“中心学校”，推行这种学校是1942年延安改革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对这种思想的宣传推广，现在可以追溯到1953年由毛发出的办好重点中学的一项被广为引用的指示，尽管这一指示在当时并未发表。直到1959年，在周恩来于当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援引了上述指示之后，重点学校才开始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它们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的群众性教育迅速扩展的背景下，被用来当做保持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34]尽管从50年代中期起重点学校就已存在——通常是简单地指定那些1949年以前最有声望的学校——但这种制度直到1960—1966年期间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协调一致的发展。
1965年以前，发展城市半工半读学校的作用是为农村培养人才；相反，以城市为基础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主要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重点学校的意思直接被解释成大学的预备班，与这种学校相联系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这个目标。例如，1962年，广州城区与近郊区的中学根据其大学升学率而划分了等级。学校被分为三类。在第一类最好的学校中，每年都有70%—90%的毕业生能够升入大学，广州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来自第一类中学。第二类学校通常可达到15%—30%的升学率，或者还要少些。第三类学校包括民办中学和农业中学，它们的学生通常进不了大学。
具有从初中升高中进而升大学的最高升学率的学校，被指定为重点学校，保证它们能得到最好的教师，最充足的财政经费，最良好的设备以及最优秀的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些在中学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能够进入第一类学校，学术成就的天平也因此而向他们倾斜。仅据1962年官方所宣布和当地报纸所发表的材料看，这种等级体系仍然继续在内部使用，并根据公众意见进行了改善，此后它成了评价这些学校的根据。[35]
所有原始资料显示，在60年代初期，这种用于中小学的等级制度不仅限于广州，而且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例如在邻省福建，在那些相邻的沿海城镇中有一些1949年以前由华侨提供基金而创建的好学校，由于这些学校的布局及其地理上的接近，便促成了一种全省性的考试竞争方式。这些竞争每年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达到顶点，福建也因这些学校所达到的升学率而受到了全国的称赞。省教育厅厅长王于井利用其职位和声望的影响推动这种工作，亲自视察沿海城镇和升学率高的学校。她鼓励这些学校为夺取优胜红旗而展开竞赛。这种竞争进行得非常坚决。据在香港被访问的一位从前的学生说，在经济萧条的那几年中，他所在的学校里年龄小些的学生要把他们每月粮食定量的一部分捐给毕业班的大同学。这不仅仅是要在紧张的试前死记硬背阶段保持这些学生的体力，而且也是要使整个学生群体投入为学校赢得好评和“荣誉”的斗争中去。
至于在这种新的成绩等级制度中受惠的是什么人的子女，罗森和昂格尔在一次对广州一些中学的随机取样调查中发现，“优秀的”工农阶级的青年在那些升学率最低的质次的正规初级中学中占多数。这就导致了新学校都建立在从前没有学校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内。相比之下，在最好的重点初中里，只有11%的学生出身于工农家庭；48%则是“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干部是另一“优秀”类别，他们不仅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高级官员，而且都是在1949年以前入党和参加革命的。
在邻近的一些初级中学中，比例几乎完全相反，只有8%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有42%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知识分子的孩子在质量较低的学校中占20%，而在精英学校中却占32%。在招生人数更少的高中一级，竞争就更为激烈，学术标准因此较高，干部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他们占学生总数的27%，而工农青年占12%。知识分子孩子的比例达到34%，而其他非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占36%。[36]
这项调查涉及1962—1966年的5年时间。在更为详尽地观察了那一时期的变化后，罗森得出结论，由于有关方针目的的冲突加剧，教育制度日益分为两叉。在1961—1962年，恢复了对学校成绩和入学考试分数的强调，以便在1958—1959年靠推荐接受工农入学的试验之后提高质量。陈毅的著名讲话为此定了调。他在1961年指出：“学习专业是学生的政治责任。”第二年周恩来再次肯定了“大跃进”后的调整，他在1962年4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他强调，政府将继续调整文化、教育、科研和公共卫生事业，改进工作质量。[37]
但是，提高正规学校的质量并非是事情的全部。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个指示，赞扬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半工半读方向；1962年，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告诫。[38]这一号召出现在毛泽东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信中和全会公报上，它表明1962年9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阶级斗争学说。[39]
重申阶级斗争还预示了最后融合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来临。这一运动是作为一场教育与灌输运动而展开的，旨在纠正“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展起来的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以及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等“不良倾向”。[40]到1964年，这场运动逐步升级为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并伴随了新的全国范围的对政治的强调。
从1963年起，重新把高中和大学入学标准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上。针对每一个人尤其是针对青年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了，其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念、阶级斗争和直接参加劳动上面。对那些不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说，关键问题是要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之苦与新社会之甜进行对比。每个有苦难经历可以诉说的老工人和老农民，成了学校集会与讲坛上经常被请来的发言人。由于国家正在从“大跃进”以后的经济低谷中摆脱出来，由于青年人可能难于正确地进行比较，这种做法便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例如，在广州，社会教育的一个早期课题，就是“回忆对比大旱之年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广东在那时，即1963年5月，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旱灾之中，这场旱灾是“连续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中最近的一次灾害。
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学师生在1964—1965年曾一度有几个月被派送到农村，在那里，他们参加工作组，调查农村干部，重新给农民家庭分类，并获取农民生活的第一手知识。到1965年年中，不断加剧的政治活动被称为是一场“文化战线上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位评论员指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以后，作为意识形态一种类型的文化，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其成果将会损失殆尽。[41]这一论题进而预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在1964年初的春节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正规中小学教育的学究气和不切实际性，这是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许多公开性评论的第一次。12年学制太长；课程设置既多且繁；考试过于呆板；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只做了继续学习的准备，而不是打算去从事劳动。[42]这也预告了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展的主题。
可是，对学校成绩的强调依然令人不安地与不断发展着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1964年，高教部得到恢复，表明了对精英层质量的继续关心。第二年，高教部长承认，大学入学条件实际上仍然遵循1958年以前的定则，工农青年只有当其考分达到竞争标准时才能给予优先。
由于在这些矛盾的要求下进退两难，正规学校制度只得努力去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政治学习和竞赛运动，如1963—1964年学习社会主义英雄雷锋的运动，被带进了依然为追求合格率所支配的学校生活。这种对合格率的追求甚至扩展到了普通学校，它们也加入了竞争，都沿着提高分数的最佳途径去制定策略，以此来提高它们的声望。在这些情况下，重新以阶级出身为重点的精英层的主要受益者，就只能是那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具有无可挑剔的阶级凭证，除此之外是那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成员的高分子女。出身不好或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发现，不论其学习成绩如何，获得入学许可都越来越困难。
工农青年，尽管有着好的阶级出身，也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在他们生活的地区，提供给他们的多是一些最新的学校，其中很多不过是刚刚建立的，甚至连高中班都没有。当然，1961—1962年以后，高中一级几乎没有发展。因此，工人阶级的青年在学术上处于劣势。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念完初中或许在上职业学校以后，为了找工作，也很愿意结束自己的正规教育。广州在1964—1965年建立了31所新的职业学校，主要是在半工半读基础上开办的。[43]
苏珊·舍克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了在这种竞争的学校结构内的学生生活状况。在那些她在香港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一半学生上的是最好的重点中学。其他人则曾是正规全日制城市学校的学生。她的被访问者中有2/3是在广州的学校上的学；其他人则是在广东省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城镇学校接受的教育。约有一半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大多是教师、医生和其他白领劳动者的孩子；几乎所有剩下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只有极少数人出身好，是工农青年。正像他们的入团申请书所表明的那样，只有1/3的人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在1960—1966年间上的中学。
即使是离开了本土来到香港的这群学生，也普遍接受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显露了学生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高中一级——在16—19岁之间——这些行为方式与那些思想形成了对照。与他们共存的是一个非正式的学生亚文化群，支配这个亚文化群的目标是在大学中赢得一个受人羡慕的地位，或者等而次之，在中学毕业后分配给一个城市工作。在美国的高中里用于约会、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在中国的环境里，则被用来将学生引导到“互助”关系和加强个人竞争的成人世界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也学会了对性质相反的行为作出评价，但不是出于“正确的”推理。不积极的人总是想躲避积极分子，不愿与他们共有秘密，因为这种秘密日后可能被用来伤害自己的前途。私人友谊绝没有被这种紧张关系损害，实际上却得到了加强。学生们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能够信赖，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利用朋友的坦率。学生们还倾向于把正式的同学鉴定会变为相互保护的仪式。这些青年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在积极分子中辨别诚实与虚伪；在同学中识别背叛与忠诚；学会了区分真正的友谊与自私自利的同盟。
然而，舍克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学生们的表现也可能不同。例如，在全日制的技术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里，学生的表现看来与官方的思想较为接近，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同学们的羡慕。这些学校中的学生已经准备接受在他们毕业以后保证分配给他们的普通技术工作。而在大学预备班里，赌注既高又非常不可靠，成功就意味着有一个可靠而受人尊敬的未来，失败则可能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44]
罗森发现了类似的区别。由于个人的政治积极性是除继承下来的阶级出身和取得的考试分数外的又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表明积极性的愿望在有名气的学校中比在一般学校中更加明显。取得青年团员的资格被视为上大学的垫脚石，那些在学术等级上处于上流的学校，其入团率相应也是最高的。
政治学习与竞赛运动在缓和这种竞争与追求功利的气氛时只获得了极小的成功。这些运动的确使许多学生产生了积极性，既有真实的也有假装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甚至整班学生，决心不去考大学，志愿到农村安家落户。但是，只要考试和通过考试而来的大学经历仍然是正规学校制度成功的公认顶点，那么，识别哪些学生是“为革命”而学习，哪些学生在走为个人利益和荣誉而奋斗的资产阶级道路，就仍然是困难的事。
在这种趋势下，农村工作是中学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中最不理想的工作。不过，从1961年开始，它日益受到提倡，因为相对于新的进入劳务市场的人数而言，城市的工作机会减少了。除了那些被群众运动产生出来的热情所激发而自愿到农村工作的人外，几乎所有的人显然都把到农村工作视为一场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的灾难。
农村是城市垃圾倾场的看法，被1961—1965年间所采取的选择工作的方式证实了。由于1965年城市半工半读会议的肯定，那些能够继续学习的青年和能够得到工作的青年得以留在了城市。大多数剩下的人，将不得不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工作，成了惩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打上了在城市的地位与成就的等级制度中失败的烙印。[45]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到1965年为止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一“大跃进”思想的嘲弄。此外，对这一思想的滥用，也是毛“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尤其是基于这一假设：重点学校的思想不是对1958年改革的歪曲，而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民办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是从1944年普及教育的战略直接派生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落后的边远地区。因此毛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经验上去，但是方法不同，他改造了关于重点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起保证质量作用的选择办法。也是从1949年以前的经验改造来的群众运动的热情，则是将新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送入中国社会的运载工具。
这些结果应是1958年9月指示的起草人们能够预见到的，但显然他们没有预见到。延安模式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过作用，这种模式起初就是根据这种环境而设计的。但是当把它们移植到由学术专家而设并为学术专家而设的现代正规学校制度上来的时候，任何政治修补与意识形态改造都不能使这种正规制度和实际存在的分裂结构有什么不同。当正规制度把优质教育奉献给那些处于最受益地位的人的同时，要让半工半读制度担负起教育农民与工人阶级的任务，这证明了它只不过是一种使所有的旧裂痕立刻制度化的新手段。那种从“两条腿走路”方针产生出来的教育制度，实际起的作用是扩大了精英与群众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农民与其他人的差别。
到1964年，这些后果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才决定将他创造的这个制度在它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前摧毁掉，并指责“资产阶级教育家”对建立这个制度负有责任。当然，他当时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摧毁这个他们所管理的制度。农民们自己也看不起半耕半读农业中学。工农出身的青年仍然大量地被排斥在精英的大学预备班之外。这种大学预备班，在1959年刚刚发出开办的信号后，几乎立即就焕发出了活力。
但是，最有力的打击可能是：接班人一代，即那些革过命的干部们的子女，正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汇集。在那里，这些阶级出身好的继承人正在被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脑力活动的兴趣以及职业抱负所侵蚀，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至少20年来努力要从中国知识阶层中清除掉的东西。
毛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农村中度过了大半生。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也是从农村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然后他们又都已转移到了城市，他们的子女也已变成了城市青年。他们本身也以城市人经常表现出来的同样厌恶来看待农村生活。眼下，他们还能得到阶级凭证的保护。要不然，他们也得去设计各种个人战略以逃避农村工作，就像另一些生来特权较少的人已经在做的那样。与那些参了军、复员后要找个非农业工作的典型农村青年相仿，革命干部们也已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曾发誓要克服的中国社会内的基本的城乡矛盾，仍与从前一样尖锐。
这些需要考虑的事情为1966年毛主义的指示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经钻进党内，并且正在威胁着下一代。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对立的、竞争的结构统统摧毁。这将在另一场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来完成。指望有一种教育制度能符合下述条件，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以某种能有效地、比较公平地将城市—乡村、精英—群众这些矛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来代替原来的那些结构。